4-0,对于科曼来说,首场正式比赛的结果相当理想。赛后他也提点了表现绝佳的法蒂。

法蒂完成2粒进球并制造了点球,是获胜的最大功臣,对于这位小将的表现,科曼表示:“我们必须要称赞法蒂的表现,上周的友谊赛他没有拿出最好的状态,我也做出了一点批评。他仅仅17岁,有着广阔的未来,但他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,有时他会缺乏对比赛的专注。对埃尔切的热身赛,他发挥得不好,而今天他拿出了很棒的表现。他在左路提供的宽度很大程度上帮助了球队,他确实踢了一场不错的比赛,我们也依靠他的表现取得了胜利。”

在清洗苏亚雷斯后,目前巴萨还没有引进9号位的中锋,格列兹曼会承担更多锋线上的任务,科曼对他本场比赛的表现也表示满意:“我不在乎他是否进球,我认为他今天发挥得不错。如果没有9号位正统中锋我们也能踢,但阵中要是有一个那总是好的。”

前述“总体方案”对落实家访制度作出明确要求,可谓纲举目张,抓到了家访缺失的根本。

对于比赛,科曼评价:“我对上半场的比赛方式很满意,我们控制住了局面,像一支强队一样踢球,反抢和攻防转换方面做得都很好。”

笔者幼年时,有教师“跑烂鞋”,把出于各种原因被家长“拽”回家务农的学生请回教室。这当然充分显示了为人师长者的责任感,但我更认为,这是一种对于教育文化、教育艺术的致敬。在我高中毕业面临着是复读还是从军之关键选择时,我的英语老师曾经给我写过信,对我这个“英语渣”“语文尖子”鼓励有加。手写书信与星空下的话语,成为家访的一种弥补,甚至可以说是另一种家访。

家访是家校之间的沟通桥梁、黏合剂,是学生成长的催化剂,绝不是一种故纸堆里的“文物”。在当下,依然可以通过制度落实、人心协作,强化其对于教育的价值,重现其固有文化内涵。

多年来,家访的要求虽然写在文书之中,但一般说来,是否家访并不影响教师考核。而进入新媒体时代,“微家访”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面对面的实地家访,甚至连“微家访”也逐渐式微,滑落为“群发布”“群通知”“群会议”。不得不说,当下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教师背负的各项任务较多,承压较重,而家访工作不仅难以量化,还显得成本较高,教师进行家访的主动性大为弱化,遂以形式化的、变了味的“家访”应付差事。

这15年正好贯穿了我的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时光。这期间,只有幼儿园的老师上过一次门,中小学老师没有一位上门家访过。写这篇文章的时候,顺便问了一下80后的同事,从中学名校毕业的她说,“从未有过家访”。这并非一种极端,而是很多家庭的“体验”。诚然,仍有学校、教师坚持家访,今年4月,河南省遂平县一位女教师题为《疫情之下的家访,一个也不能少》的文章令人感动。但总体上,家访越来越“边缘”,越来越“低调”,甚至出现了形式主义。

(责编:何淼、马昌)

曾有地方教育部门在接受采访时强调,班主任每学年必须对班上所有学生进行一次家访。事实上,这样的要求并没有得到认真执行,况且不执行的后果并没有体现。这说明,要想重振家访机制,教育部门、学校首先要严格管理起来、督促起来。不折不扣地落实制度,将家访纳入评价体系,使之成为与“课时”一样重要的项目。

这种回忆催生我的深度思考――我们在怀念家访时在怀念什么?我们最想要的家访是什么样的?我想,我们怀念的还是那种亲情式的、纯朴自然的“围炉而坐”、促膝长谈。我们最想要的家访还是直抵人心的家访,而不是在技术化外表下变得僵硬、功利、冷漠的人际联系。家访须有“愿得一人心”的真诚、宽厚。

客观上,由于沟通方式的多样化、便利化,家校之间实际沟通频次、内容大大胜过既往情形。“从前车马稀”时,没有即时通信技术,敲门入户地家访就成为必须。有人就此认为如今已不需要“传统家访”。然而,时代的进步、技术的变革并不是弱化家访的理由。再厉害的互动技术,也无法代替情感的交流。家校之间一样会出现信息孤岛、信息壁垒,此时,面对面真诚沟通愈显重要。

15年前,《河南日报》一篇调查报道直指“老师上门少了”。5年前,《南方日报》的调查报道则发问:“家访少了,师生关系远了?”而如今,网络上依然有人不断表示不解:为什么去学生家里家访的老师越来越少了?

家访越来越少,不是今天才有的,也不是十几年前才有的。从我上世纪70年代末上小学,一直到90年代初高中毕业,从未有一位教师以家访名义上我家来。我内心曾经期待有加,现在只能引为憾事。在基层语境中,“家访制度”本身就十分模糊,家访更像是一种额外的关怀,而不是体现教育理念的责任。

家访体现的是家校共同承担教育责任之深意。说到底,它是课堂教育向家庭范畴的延伸,是教育文化对俗世生活进行的打探、共商与共鸣,以唤起对教育事业的共同重视与尊重。